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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 改变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来源:12月8日,新华社)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有了更加坚强政治保证。但党面临执政环境的复杂性和复杂性,党内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关系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必须下更大决心、勇气、气力抓紧抓好。 5年前,《八项规定》出台,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开启了一场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新吏治的作风之变。5年后,当初仅仅600余字之规定,却扭转着时代风气的深刻变化,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依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只凭这一点,它已远超当初许众人预期;而且,当时认为公款吃喝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出现如此显著改善。 作风建设,成绩斐然。5年来,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切入点,把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紧盯重要节点,从件件具体问题抓起,坚决杜绝“节日腐败”。截至今年10月,全国累查处超19.32万起,处理超26.3人,党政纪处分超14.5万人,真是累累硕果,成绩卓著,体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与毅力。 这5年来,具体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风建设满意“答卷”。一开始就坚持问题导向,从具体的、细小的问题抓,从月饼、粽子等“小事小节”入手,狠刹“四风”。截至今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等三类突出问题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仅占3.5%。显然看出,违纪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减少,这更足以证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创新监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和新技术,大大拓宽监督渠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监督的浓厚氛围;“八项规定”修改实施细则,着重对改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规范、细化和完善;中纪委推出八项规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气,换新天。十八大以来,中央十二轮巡视和各级巡视巡察均把作为重要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逐渐固化为制度,构筑成反腐“天罗地网”,让隐变“四风”无处藏身。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只有将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彻底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进,得到群众的拥护,中国的明天才会希望。才能让百姓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不断深入人心,人民满意,世界关注,“八项规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国大地,让中国政治生态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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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初探

日期: 2020-03-15 13:15:17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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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批评,发端于先秦时期,成长丰富于汉魏六朝及其后,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迄今学界尚无研究《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专门论文,本文乃是首发。笔者关于《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研究包括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了《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问题提出的依据、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之要点,分析《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的一般关系论的主要理论内涵与思想基础问题;下篇是对上篇提出的《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论题进行深入考论,将具体研究《文心雕龙》有关作家、作品及读者与地理关系的批评论。本文为上篇,故谓初探。

  关 键 词:《文心雕龙》;文学地理/;人合一;“江山之助”

  作者简介:陶礼天,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王官谷集》笺校”(13WYB019)的阶段性成果,属于对司空图所谓“河汾蟠郁之气”论之思想渊源研究,特此说明。

 

  一、引论

  一切文学的研究,文学的理论与批评,都是文学的诠释。文学地理学,其主要研究有三大理论向度①:第一,文学与地理的一般关系;第二,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区域地理)之关系;第三,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关系。人地观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与科学理论基础②,也是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问题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主要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出发,以文学地理为其研究对象,不仅要研究地理及空间与作家及其创作过程、作品、读者的关系,还要研究文学的“诗性地理”(文学想象、审美感知的地理)、文学的空间诠释等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正是这一批评传统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对此不容漠视。《文心雕龙》研究成果已经较为繁富,例如,研究其《物色》篇“江山之助”论的论文,就有近二十篇之多等,并且涉及文学地理批评问题。③,尽管如此,但迄今尚无专门而较为全面地去研讨其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之论著。本文拟从《文心雕龙》全书出发,从其理论与批评体系的整体性出发,同时也从我们力图构建和理解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出发,将二者具体联系起来,讨论《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的一般的普遍关系的认识问题。

  二、《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既然本文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心雕龙》包含有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并予以探讨,这就首先需要简要论析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从文学地理学看问题,先秦至六朝时期文学地理批评发生发展情况如何?第二,依照上述对文学地理学简要说明,《文心雕龙》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包括哪些内容,是否符合其实际?

  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端并奠基于先秦时期,而成长并丰富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及其后。作为我国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代表性源头的《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其最早的经典著作,就是汉代的郑玄《诗谱》和王逸《楚辞章句》,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地理批评内容。班固《汉书·地理志》,继承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关文化地域的观念,明确把人之性情、风俗与“水土之风气”联系起来,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④。这也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国风》的分析之中,直接影响郑玄《诗谱》以史地证诗的批评与诠释方法。班固等“系水土之风气”说,直接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管子·水地》篇等“人地关系”论的思想,由此还可以追溯至三代“易”学思想的发端⑤。人地关系的观念,当是先民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农业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周易》坤卦《彖》辞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之论⑥,其实这也就含纳了乾卦《彖》辞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意义⑦,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所说的“人地关系”论中的“地”,包括古人所说的“天”“地”之大自然、人化的自然的内容。

  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六朝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以及颜之推《颜氏家训》等,都包含文学地理的批评思想,其中《文心雕龙》作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文论著作,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学地理思想与批评内容。《文心雕龙》前五篇所谓“文之枢纽”论,乃全书论文之纲领,《原道》篇论析天地之文与人文之文,都是“道之文也”⑧,其对“自然(自然而然)之道”的论述,如下一转语,我们认为其中就蕴涵了文学与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关系的思想内涵;其《宗经》与《辨骚》篇,论文之源与文之变,结合全书看,实际也受到前人有关《诗经》与楚辞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与方法的深刻影响,并能加以整合创新,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乐府》篇明确界定乐府为“土风”,论述“赵代之音”“齐楚之气”⑨,也可谓是最早的一篇有关乐府文学地理批评的专论;《声律》篇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⑩这也就涉及到文学地域性问题。《物色》篇首次铸就的评论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论(11),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文艺理论批评,例如晚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提出所谓“河汾蟠郁之气”论等,就是继承了这种批评思想。(12)学界迄今之所以忽略《文心雕龙》较为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尚缺乏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知识与视野。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论:即作品(work)、世界(或译为宇宙,universe)、作家(artist)与读者(audience)。(13)文学地理批评是构成《文心雕龙》的一种自觉的批评方式,与其经典批评、才性批评、文体批评及知音批评等共同构成其文学批评的范式。(14)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出发,文学地理学之所谓“文学地理”,无疑是属于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宇宙)这一文学批评要素之中的内容。由此,《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可以分为如下四大方面的内容:文学与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关系论、作家与地理关系论、作品与地理关系论以及读者与地理关系论。在此也先将《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这四大方面内容的具体论题与论述,特别以案例的方式列举出来,以说明《文心雕龙》具有较为丰富的而且是较为系统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

  第一,《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与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关系论。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全书有关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在其首篇所谓“文之枢纽”论的《原道》篇,就蕴涵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视野下,论述天地人“三才”的关系,所谓“原道”,其本义包含这样的内涵:人之文(儒家经典与其后的所有作品)乃圣人之心(作家之文心)参赞天地之文(美)而制作出来,这就论述了文学与地理的普遍联系性和论理上的逻辑相关性。

  第二,作家与地理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为《文心雕龙》有关作家创作个性(才性)及风格与文学地域等方面的论述。《物色》篇论屈原时,提出“江山之助”论,这实际在理论批评的逻辑上包含两大方面基本内涵,即作家的创作个性与风格受到“江山之助”的作用,作品的创作与表现内容之特点也受到“江山之助”的影响。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在其文学史论的历史铺叙和论述中,在其有关作家才性与风格的论析中,都具有作家与地理关系论的批评体现和分析视角。

  第三,作品与地理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为《文心雕龙》有关风景论、乐府论、语言声韵论、文学传统与文学史通变论中的文学地理批评内容。如《辨骚》篇说: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5)

  地域文学的鲜明的地域个性,是与其文学创作“以景抒情”分不开的,乃至是与其描写地域的风土人情分不开的,风景描写实际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乐府》篇说:

  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16)

  《乐府》中的许多作品也是如《国风》一样,属于采集的“土风”,《乐府》篇的批评,具有突出的文学地理批评特点,这明显也是继承了班固、郑玄等关于《诗经》的文学地理批评的传统。如上所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可以视为第一篇乐府文学批评的专论,又因为其中明显地突出地包含文学地理批评思想,所以也可以说是第一篇有关乐府文学地理批评的专论,注意笔者这里的“有关”二字的限定意义。

  《声律》篇说: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17)

  文学的地域性差异与方言有关,尽管刘勰《声律》篇原意不是讨论文学地域性问题,但他对楚辞作品这种“楚语楚音”特点的认识是清楚的,对屈原等楚辞作品所描写的楚地楚物而构成鲜明的“惊采绝艳”的艺术特点和风格,也是认识明确的。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18)这一关于“楚辞”的释义,受到其后直到今天研究者的认同。

  《时序》篇说: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19)

  所谓汉赋作品中的“灵均余影”的问题,实际可以视为一个文学地理批评的重要问题,这就是文学的地域风格与超地域的风格问题(20),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

  第四,读者与地理的关系问题,《文心雕龙》也有相关论述,值得深入探讨。《知音》篇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按:见屈原《楚辞·九章·怀沙》)。”见异,唯知音耳。(21)

  根据“六观”方法鉴赏批评作品,最主要是要能够“见出”作品所体现的独特的艺术创造性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之所在,所谓“见异”;能够“见异”,才能称得上是“知音”。那么这种“异”也是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域性有关的。这就内含着这样的意思:读者要能深入理解所鉴赏批评的作家作品这种“异”,例如屈原的楚辞作品,就要“知人论世”,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解作家生长的地理的、文化的环境和社会现实处境,了解作家的情志抱负等。刘勰自己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才能够提出屈原得“江山之助”论这一著名的批评观点。

  一切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和创作内容,可以说都与特定的“时地”有关,但文学地理学研究是要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角度诠释文学。因此研究《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虽然如上所说,可以以世界(宇宙)、作品、作家与读者这四要素的关系论,作为考察与分析问题的理论逻辑和途径,但绝不是要把《文心雕龙》所有的理论内容都视为文学地理批评(如果这样理解本文的意图就明显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而是要研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明确提出的有关或至少在理论逻辑上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论述。《文心雕龙》丰富的理论批评内容,是否包含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其间之理解与确认之依据在此。

  三、《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普遍原理论

  《文心雕龙》所谓“文”,可以视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学”,乃兼“笔”而言;与“笔”相对的“文”,谓“有韵”之作,包括诗、赋、乐府等,“笔”谓“无韵”之作。今天我们不必非要以纯文学、杂文学加以区别,因为从文化研究的立场看,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中所认为的“文学”作品就是所谓“文学”(22),任何文体的作品都可能是“文学”,也可能不是,这其中也与读者的主观立场有关系。《文心雕龙》在具体的论述中,充分运用了经典批评、才性批评、文体批评、知音批评等原则与方法,这其中也包括文学地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总之,《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就是“文学”,本文提出《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之“文学”的内涵,主要在上述理解的意义上说的。

  《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批评思想,从《原道》篇所论,即可得其要义:所谓“原道”,其本义就是明确阐明“文”本原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23)

  上述引文,其要确立的理论逻辑之本义,主要就是认为文学既要“自然”(自然而然之义),又要有“文采”,这也是贯彻全书的思想原则;但我们在此可以下一“转语”——这一转语是其论述中所本有的意义: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今天我们说的大自然),即“自然之道”的体现,其本质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自在自为性,而不是一种主观人为的存在。注意:我们在此不是说“自然之道”的“自然”(形容词,自然而然之义),等同于作为名词“自然”(大自然)的意思,不可误诠。

  其《物色》篇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4)所谓“江山之助”的“江山”的内涵,就是指“山林皋壤”,也就是山水田园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基本都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具体屈原所受到的“江山之助”,实际就是指楚国的山水皋壤、大自然的风景、地理。

  结合《原道》篇所论,上引《物色》篇这段话,至少包蕴了如下三层内涵,也是三条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普遍原理:

  其一,作家之心参赞天地之文(自然之道的文)以养育“文心”,作家所生活的具体的地理自然环境,也就对作家起到了熏育之功,进而可以说,不同地理环境对作家的熏育就有所不同。这是从作家出发,这可以说是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一条普遍原理。

  《文心雕龙》充分肯定屈原的个性才能,《辨骚》篇开篇就强调“楚人”多才: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25)

  作为楚人的屈原,之所以多才,其间应该包括“江山之助”,至少在刘勰论述的本义上,楚地“山林皋壤”是屈原创作《离骚》等奇文的“文思之奥府”。

  其二,文心因风景(包含在“地理”这一内涵之中)而起兴,这是从作家创作过程来看问题的,也是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一条普遍原理。

  作家之心乃会受到大自然的风景和地理环境的激发,而有“文心”,而有“文情”,从而能“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情采》篇),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中,不同季节的风景乃至其间的社会现实境况(物)刺激作家的“文心”,“心”与“物”相交融而产出作品。这就是说,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看,“山林皋壤”既是感动作家“文心”的原由,也是作家书写到作品中的内容。《文心雕龙》的文学观乃是直接继承先秦两汉的言志写心之观念。这种言志写心论,在《毛诗序》《礼记·乐记》等《文心雕龙》之前的文论、乐论中都有详细论述。《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26)《物色》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即是此意。《明诗》篇说: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27)

  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上引《原道》篇继承《易传》天地人“三才”说的思想,也是说明这个意思:“……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这实际上也是从作家创作心理过程所谓“感物”的逻辑层面,论析了文学产生的本源和本质,是站在作家主体的立场看问题的。

  其三,“文学地理”都是经过心灵化的体验与创造,是作家创作出来的“拟容取心”的结果,这是从作品文本分析出发看问题的,也是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一条普遍原理。

  《文心雕龙》之《原道》篇所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惟人参之……心生而言立”云云,《物色》篇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云云,“自然”(地理),作为作家审美的对象,作为书写到作品中的内容,即使以表现自然为主的纯粹的山水自然文学,都是经过“心灵化”了(28),自然的风景、映入作家心灵的地理环境的一切景观乃至社会现实境况,无论是理想(浪漫)的、写实(现实)的、超现实的书写,都是为了表现作家的心灵情感和思想的,而且是经过作家运用不同创作原则与方法进行过“改写”,乃至直接是作家想象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自然”与“社会”的“复写”。《神思》篇所谓“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29)。受到“江山之助”的作家,具有各自的才性与才能,因此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景物”是不同的,并且以表现其不同的心灵情感和思想为目的,所以说,其写景就是写情,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所谓“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30)。是故,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地理”就是个性化的。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问题,刘勰《文心雕龙》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其《诠赋》篇说: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31)

  又其“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登高所望之“物”(其中包括地理的自然风景),通过心灵化而表现在作品之中时,赋与诗歌、乐府等不同,赋更多的是运用“赋”(铺叙)而少用“比兴”(比喻、象征等)的手法,所以是“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故《物色》篇说:“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辨骚》篇: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32)

  屈原具有“惊才风逸”的才能与“壮志烟高”的志向,同时得到楚山楚水的“江山之助”,方能寓其“情理”于“山川无极”的书写之中,作《离骚》等“奇文”,“惊采绝艳”,成为“文变”之典范。对于圣人而言,其参赞天地而著述的“六经”,能够“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原道》)。这就体现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原则和批评立场。

  四、结语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天人关系,至春秋战国时代,既出现天人相合的思想,也产生天人相分的观念,道家的天人关系论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更强调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在各自的“道”论中体现得最为清楚。而至《易传》的产生,儒道乃至阴阳家等思想就交融汇通在一起,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也有这种倾向,其以论“人地关系”为中心主旨的《水地》篇,就具有明显的阴阳与五行思想,《管子·五行》篇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33),这就是主张一种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的关系,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管子》“人与天调”的思想实际是儒、道、法、阴阳诸家有关思想的统一。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兴起后,《老子》《庄子》和《周易》被视为“三玄”,王弼、何晏等人通过注释“三玄”,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等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刘勰《论说》篇赞“平叔之二论”,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指何晏关于《老子》解释的《无为论》和《无名论》,后者尚保留残文在《列子·仲尼篇》注文中。《无名论》其中说:

  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34)

  所谓“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明显有调和儒道的倾向,就是将老庄之自然之道用来解释儒家之道,以道解儒。《文心雕龙》也主张“道”是天地自然万物存在的本身的状态与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自为的,“文”是现象,所谓“本乎道”(《序志》),而“道”是本体,有天地万物,就有“天文”“地文”,所以说“文”与“天地并生”。对《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进行全面探讨,还需要对刘勰《文心雕龙》所评论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与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的关系之论述,都是基于《原道》篇的“道、圣、经”三位一体的理论纲领而立论,其中可以看到其思想文化的根柢,实际上具有先秦以来儒道诸家都有所倡发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与文化视野。

  总之,据上述所论,可以说明,《文心雕龙》中包含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不是限于一两个相关的命题或偶尔涉及文学地理批评的论述,而是构成全书完整的理论批评体系中的有机组成内容;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文心雕龙》文学批评只有或者说都属于文学地理批评,绝不可以作出这种误诠。文中不足之处和不切之论,或有存在,敬请学界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①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原理,参见拙文:《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96页;《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研究》第1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84页。二文均收入拙集:《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61页。

  ②参见李振泉《人地关系论》一文中之所论,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③参阅拙文:《刘勰“江山之助”论与文学地理学——〈楚辞〉景观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文论》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④(汉)班固撰:《汉书》卷28,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0页。

  ⑤参阅拙文:《〈管子·水地〉篇与先秦文学地理思想考论》,《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76页。

  ⑥(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⑦(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⑧(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1页。

  ⑨(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101页。

  ⑩(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553页。

  (1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95页。

  (12)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

  (13)[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译本,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4)参阅拙作:《〈文心雕龙〉文学批评范式研究》,[意]贾西媚主编:《〈文心对话〉国际会议论文集》,意大利米兰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75-98页。

  (1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47页。

  (16)(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101页。

  (17)(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552页。

  (18)(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06页。

  (19)(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72页。

  (20)拙文《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曾有论析,参见拙集《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284页。

  (2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22)[美]乔纳森·卡勒(Jonnathan Culler)《文学理论入门》(英汉对照本)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中译本,李平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3)(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24)(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4-695页。

  (2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26)(唐)孔颖达等撰:《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3页。

  (27)(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28)正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原重点号略)[德]黑格尔著:《美学》,中译本,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册,第49页。

  (29)(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494页。

  (30)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合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页。

  (31)(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

  (32)(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8页。

  (33)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65页。

  (34)(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之《论说》篇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9-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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